一方面，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等方面拥有领导权，[56]肩负着领导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的重要政治责任。

健全党员旁听党委（党组）会议、党内情况通报反映、党内事务咨询、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制度，拓展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拓宽党员表达意见的渠道。要通过完善两个维护制度机制，推动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基础在规。推进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培养制度化长效化，把政治能力作为领导干部的首要履职能力，把增强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和老实人。（十二）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制度。制定《规范地方党委政策性文件制定工作规定》，推动地方党委文件精简数量、提高质量、改进文风，切实解决文件配套简单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问题。健全地方党委对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党组实施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领导。

（十）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建立健全党委（党组）定期分析研判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政治生态状况、研究解决反腐败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制度，完善反腐败工作格局，形成反腐败工作合力。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内设机构格局的形成，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履职上的重要转变。

（二）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被严重弱化在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至监察机关后，检察机关侦查职能大大萎缩。[3]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二章规定的程序行使下列职权：（一）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而在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重合时，何者顺位在前，当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详细规定。第六至第八检察厅分别履行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人民法院有单设的执行部门，人民检察院有单设的侦查部门。同时，这样的机构设置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与人民法院内设机构设置相互呼应。

[18]朱全宝：《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特征、模式与程序》，《法学杂志》2015年第4期，第113页。[9]史兆琨：《因势而谋继往开来的全面重塑——最高检恢复重建以来内设机构改革变迁启示录》，2019年1月15日《检察日报》，第02版。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针对行政检察业务提出要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13]至此，公益诉讼检察形成了诉讼法和单行法规定下的4+5九类办案法定领域。

[15]不少省份设立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由检察机关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因此，内设机构改革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条：侵害军人荣誉、名誉和其他相关合法权益，严重影响军人有效履行职责使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全年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68445人，提起公诉1748962人。

更进一步来说，独立的检察侦查机构也使职务犯罪侦查队伍整体划转后，在检察机关内部重新培养建立起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和业务精通的侦查队伍成为可能，为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职能提供组织保障。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四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有侦查权作支撑，诉讼监督才能由软变硬，落到实处。

[26]林莉红：《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制度空间再探——兼与行政公益诉讼范围比较》，《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79页。[19]同时，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适用《民诉监督规则》及有关公益诉讼检察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1954年宪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1]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行使一般监督权的宪法地位，同年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2]和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3]则具体说明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权。同时，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公益保护日益广泛的需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稳妥工作原则的指导下，公益诉讼办案探索范围也不断增加，形成了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拓展领域。[14]（四）未成年人检察职能得到社会关注近年来，校园霸凌、性侵等未成年人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作用，本轮内设机构改革单设第九检察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虽然检察机关仍对14种司法工作人员特定职务犯罪保留侦查权，但在侦查权职能分布总体格局中占比很低。198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纪检察厅和经济检察厅曾经短暂合并为法纪经济检察厅，承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次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

再次，部分业务厅的履职名不副实。[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2021年6月15日颁布）。

2018年10月24日张军检察长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要树立精准化监督理念。1995年，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一百零六条：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至此，最高检形成以检察为主要命名特征，以刑事检察为主要职能的七厅制[6]内设机构设置模式。

[24]王玄玮：《检察改革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第205页。内设机构改革问题的意义，不仅限于机构设置本身，更重要的是涉及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检察职权行使逻辑的清晰稳定。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四大检察格局，稳固检察侦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的主体地位，构建新四大检察的内设机构布局，推动检察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与严谨。[17]显然，内设机构改革后，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办理中对监督职能的履行与发挥远不如批捕、起诉等诉讼职能。

在刑事检察局，下设负责普通刑事案件、重大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刑事诉讼监督、刑事执行监督的业务二级机构（基层检察院除外，下同）。（三）新时代围绕法律监督业务全面发展建立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1.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大部制内设机构改革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层面，为解决反腐败工作中案多人少、统筹乏力等问题，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下设四个正厅级工作局承担原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和职务犯罪预防厅的职能。

[20]《民诉监督规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公益诉讼监督案件的办理，适用本规则及有关公益诉讼检察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可以考虑取消未成年人检察机构，调动各地团委、妇联组织和民政部门积极承担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和引导工作。

第一、二、三、四厅以案件类别为标准分别负责办理普通犯罪、重大刑事犯罪、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第六、七、八、十厅以职能为标准划分为民事检察厅、行政检察厅、公益诉讼检察厅和控告申诉检察厅，第九厅未成年人检察厅则是以工作对象为划分标准，十大业务之间并不存在统一明确的区分标准。2018年7月25日，张军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深圳举办的大检察官研讨班开班仪式中指出，要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充分履行和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解决检察工作的根本定位问题[8]，并按此思路谋划检察职权模式转变，着手内设机构改革。

【关键字】司法体制改革。民事检察局总体负责民事审判监督、民事执行监督、民事公益诉讼业务。同时，就检察机关开展该部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检察机关也并不具备处理该类型工作的便利条件，而均需借助基层妇联组织、民政部门等的力量。1988年，最高检察院将经济检察厅和法纪检察厅分开设置，并成立举报中心，发挥群众举报在打击职务犯罪中的作用。

直到现在，基层检察院仍然维持大部制内设机构设置模式，只合并设置少量内设机构，不与上级检察机关部门一一对应。（二）将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分别归入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讼已经成为检察机关业务体系的新亮点，这个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二）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得到强化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存在重刑轻民现象，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机构十分边缘化。可以看出，单独设置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作为检察业务机构有名不副实之忧，其更多地承担了如帮扶、社会评估等非检察机关职责。

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则按案件类型由刑事检察部门或民事检察部门具体承办，使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回归检察职能，保持办案主责主业和监督本色。（五）取消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检察机关的内设业务机关应当以法律监督和办案作为主要业务，但目前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承担大量非检察职能。